劉德祥老師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任職多年，不論在研究、展示與教育推廣上皆有豐富的經驗，同時身為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博物館教育委員會主任，對於臺灣博物館生態觀察細微。本計畫邀請劉老師分享在科博館如何推動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的理念與經驗。
問：請您分享在科博館如何推動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的計畫。
我的學科背景是生物學，在求學階段就開始關心生物科技的進步與社會問題。最初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任務是更新生命科學廳，也在2004年完成恐龍廳的更新。自己曾分別在展示組、科教組各工作十年，但二十年來初衷都沒有改變，而自己在大學開的通識課也是探討近代生物學對社會的影響，基本上我的課都跟科學、社會相關。在科學博物館做研究、在展示組服務，也關心社會議題。
我過去所策劃的展覽亦涉及社會議題，2005年我看到英國倫敦CA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教授Sandra Kemp，在倫敦的科學博物館推出名為《future face：未來的臉》的展覽，因為我對「臉」有興趣，人的臉其實就是我們跟社會互動的介面(Social Interface)，當時便前往倫敦和Kemp教授討論這個展到臺灣展出的可能性，也終於在半年內把這個展邀請到臺灣來。除了延續在英國展出的內容外，台灣這邊的策展也加入了人臉的科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更多面向的探討。
我在科博館策的展都儘可能連接到社會議題上，當然也有做一些純科學的展覽，像是2004年恐龍廳的更新。因為李家維前館長提過：「一個博物館要關心的不只是大眾喜歡的議題，也要關注科學與社會的議題」，我也同意李前館長的觀點，博物館須兼顧各觀眾群，也就是說，科博館要顧到大部分看熱閙的人，也要考慮到喜歡看門道的觀眾。例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展覽《future face：未來的臉》(在台灣展出時改名為《這張臉、那張臉：Facing Difference》)，並非特別賣座，但大部分人看了都很喜歡這種結合藝術和科學的展示內容。
純科學跟社會議題的展示很難純粹用科學手法展示，常常會用「藝術介入」。在我策劃《這張臉、那張臉：Facing Difference》這個展時，我認識了一些藝術家，從他們的作品看來，我逐漸發現藝術家是一群觀察敏銳、關注社會變遷的人，透過創作來表達對社會變遷的不滿與焦慮。例如在2005年策劃《這張臉、那張臉：Facing Difference》時，當時策展團隊向日本借了一件名為「六個新娘」作品，這是一幅以油畫風格呈現的攝影作品，畫中的六個人物穿著不同國家的結婚禮服傳達出藝術家透過創作關心性別認同議題。
另一藝術介入的例子是從紐約借來的作品，這是一個現代的攝影作品，創作者透過影像後製，將眼睛、鼻孔跟嘴巴刪除掉，試圖傳達的背後意思是在數位年代之後，我們似乎不再需要眼睛、鼻子或嘴巴，這也讓我們思考數位技術進步之快，人與人的互動是否不存在了？展覽雖然已是15年前了，但我那時常常用這樣的手法：藝術的參與、介入，傳達社會當代的議題，在科學博物館裡面展出。《這張臉、那張臉：Facing Difference》展當時都是實驗性的，展覽有些使用的顏色非常「美術館」，例如選用桃紅色的調性等等，所以那時國美館的研究人員來看參觀展覽時，訝異怎麼那麼多藝術的作品？我們最近跟同仁討論到過去的觀眾大概是親子、學校來這邊進行教學，科博館的觀眾群永遠停留在每年兩三百萬的參觀人次且同質性很高，如果政府要求我們擴大博物館觀眾，得透過不同的展示手法吸引喜歡看藝術類展品的觀眾來到科學類博物館，因為這裡看得到以不同手法詮釋的展示或一些藝術作品。
從《這張臉、那張臉： Facing Difference》連結到社會議題，策展常常是跨領域的，像是結合科學與社會的問題，這其實已經回應到科學類博物館未來該怎麼做？也跟博物館的新定義有關。博物館作為對話平台該如何與觀眾對話？在美國評量一個好的展覽有一些指標，它叫Excellence in Exhibition（卓越的展覽）具備的四大指標，其中一個是展覽要具有意義，要能讓觀眾對這個展覽所談的內容產生「共鳴」，對議題關心之後或許才會改變。舉例來說，我現在正在策劃一個關於婚姻的展覽，嘗試從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與法律了解婚姻制度的演進和現況，並探討婚姻的社會當代議題，例如同性婚姻、跨國婚姻，婚拍全球化的社會學意涵，也談到現在以愛為基礎的婚姻相對比較脆弱、加上婚姻的代替方法─「同居」對傳統婚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等。科學博物館可不可以談社會議題？當然可以，我也比較喜歡做科學與社會議題結合的展覽。
問：2019年ICOM京都大會熱烈討論博物館的新定義，博物館從知識殿堂的角色轉變為文化交流平台，請問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轉變？
2019 ICOM京都大會，ICOM負責發展博物館新定義的小組向與會博物館界人士介紹了因應21世紀挑戰的博物館新定義。要我們意識到目前大自然正面臨極大的危機，其中氣候變遷更是最迫切的挑戰，所以新博物館學的定義是希望博物館界認知到「大自然正處於危機的狀態，如何讓我們人類能夠永續發展、生存下去是最大的挑戰」。這會改變博物館實踐跟環境永續(Green)博物館的作法。
其實我發現很多時候，我們同仁對這個概念也不是特別關注，在展示設計過程中，常常大量使用木材隔間和壓克力等材質，因此對於展示材料重複使用這個觀念並沒有真正落實，在我看來，台灣博物館界如果要談所謂博物館新定義或博物館該做的事情，應該回頭檢討博物館在這個實踐上是否符合環境永續的做法。我不確定博物館管理階層是否認真討論過這議題，或把這種做法變成博物館的任務之一，如果同仁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目標告訴他們該怎麼以更永續的方式執行，這的確很可惜。事實上，我2017年出席了在東京未來科學館舉行的世界科學中心高峰會議，會議中由全球六個主要科學中心協會共同簽署和也發布一份《東京宣言(Tokyo Protocol)》，該宣言的脈絡是以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架構，探討科學中心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所引起的各種議題，除了透過科學中心持續溝通氣候變遷相關知識外，當然還包涵加強環境永續博物館的實踐。
二是新博物館定義是要認知「多元聲音」(Polyphonic )，必須要讓每個人的聲音都能夠表達出來，所以我現在策展都有不同族群的跨界。當我策劃婚姻展時，就嘗試放進同性婚姻議題，而不是用一種霸權主義打壓某種思想或想法。我常常跟學生說我不喜歡把Normal翻譯成正常，我都翻成常態，常態是一個統計的、機率的分布，如果男女相愛大概佔常態分布中的95%，可能會有2%的男生喜歡男生，又有另一2%的女生喜歡女生，還有跨性別等，因此用常態的思維來看，我們的寬容度就可以變得很大，而這些觀念展覽裡面都要呈現，這就是希望展覽不會是一個單向的科學知識傳送。多數人對科學類博物館可能會有迷思認為科學永遠是對的，事實上如果了解科學，也不盡然會是這樣，不是每個科學家對於某個現象的說法都會是同意的或是意見一致的。
三是要知道社會有很多不平等，博物館也需要顧及弱勢族群、突破一些困難與障礙去歡迎他們的到來。以科博館為例，比如樂齡學習、文化平權活動。社會裡面有很多自閉症或憂鬱症的學習者，他們沒有機會來到博物館，家長較難在觀展時顧及這些觀眾突如其來的行為，所以科博館在教育活動中會考量這些學習者的需求。舉例來說，由於這些學習者比較容易受到展場各種音效的刺激而改變，為顧及學習者的反應，我和活動團隊獲得館的支持，將活動時間提早到早上八點開始，這時候各展廳仍處於休息狀態，幾乎沒有環境聲響，加上活動地點在恐龍廳，我們也關掉機械恐龍突然發出的吼叫聲，讓學習者有一個安靜的環境進行學習。
另外科博館也正在規劃一個「社交故事(Social Story)」的做法，這些都是我們在關心平等議題上的嘗試，也是呼應博物館新定義的「顧及所有人的權益，包含弱勢的人」。如果家長讓自閉症的孩子在家看參觀博物館時的各種規定，直接規定說什麼不可以做，會太制式，也難以讓孩子們理解，所以要透過如同故事般的方式給孩子們一個情境，例如當你在學校看到老師，與老師打招呼，老師就會很開心；要離開學校時跟老師說再見，老師也會很開心等。換句話說，我們把一些行為規範變成故事，對這些自閉症的學習者來說會比較容易接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和策展人，不再以專家自居，而是變成一個「仲介者(Broker)」的角色。現在新的概念是博物館作為一個跟社會對話的平台(A Platform of Dialogue)，而非只有我說了算，對話是雙向的，作為一個科學博物館，應引導觀眾進入科學領域。
博物館除關心社會的議題，也要實際執行真正可以對社會好的。一個Social Responsibility應該是這個概念。就像現在大學說的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與社區合作，這是博物館在新定義下要改變的。
問：您認為在臺灣的脈絡底下，博物館推動社會參與實踐的機會與面臨的挑戰是什麼呢？科博館在博物館社會參與中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從什麼樣的觀點切入？
博物館能否擁有立場這件事會是一個挑戰，這也是回應前面提到：博物館是對話的平台，應讓不同觀點的人進來。科博館在2014年底推出《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不能讓博物館走到社會運動的最前線」是很大的挑戰。老實說，博物館做這件事，社會的反應是接受遠超過擔心，因為幫這群人發聲，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外界會覺得博物館走對這一步，所以博物館的社會參與就在一個公共空間，促進對話，消除不必要的歧見。
臺灣的博物館界有兩個指標，一是績效(Performance)，二是影響力(Impact)。現在臺灣的博物館很常評量入館人次、收入等等，但這不代表博物館做得好。如果想知道這間博物館在新博物館學的概念及AAM所談的卓越展覽指標做得如何，最重要的是「影響力」，但這很難評量，因為需要長時間觀察觀眾是否因參觀博物館而被改變。績效很容易呈現：多少人、多少錢、花多少，但是影響力要持續追蹤，然而追蹤到多久才算數？也是個問題。這件事很難但不代表不能做。這也回到博物館要怎麼跟觀眾保持一個友好關係，或許我們可追蹤觀眾後續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問：今年五月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推出國際設計競賽以「為氣候重新想像博物館」為題，邀請提案跳脫「傳統」博物館的取徑思考，在氣候變遷情況下，探索博物館樣態。您認為科博館如何在現今氣候變遷嚴重的立足點下推動環境永續及氣候正義？
關於氣候變遷，當2007年第三個全球氣候變遷的報告出來後，大家開始非常重視這個議題，而我2008年在受到教育部的補助下，策劃了《愛他，不HOT他》與氣候變遷有關巡迴展。這個展包含基本大氣科學的科學知識，如溫室氣體種類和溫室效應等，但其中更重要的是思考人類本身的問題：例如當北半球國家享受過所有燃燒石油帶來的工業發展、生活舒適後，現在卻要南半球國家放棄追求這種舒適便利的生活方式，他們會接受嗎？現在喊節能減碳最大聲的就是北半球的國家，南半球的國家像非洲、印度，才正要開始經濟起飛，不斷地燃燒煤炭增加工業生產及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北半球國家卻呼籲要節能減碳，南半球的人會服氣嗎？所以我一直認為氣候變遷已經不是單一的科學議題，而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問題。
英國在80年代認為社會意見不同的原因在於大眾不知道科學事實，沒有足夠資訊，所以才會意見不同。政府假設民眾沒有足夠的資訊跟政府對話，於是改善的作法便是不斷地提供更多科普知識，導致那時出現許多各類科普平台，期望把科學資訊告訴民眾後，民眾和政府的意見就會一致，然而，這種做法並沒有真正改變民眾的立場，英國政府也發現這種「你們因為不知道所以反對」的思維是行不通的。因此在90年代出現了促進雙方對話的新溝通策略，也就是說民眾對政府的科學政策是可以表達自己意見或參與決策過程，這就是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科學溝通模式。
了解科學的社會學意涵後，我特別在氣候變遷展覽內呈現上述概念的做法，就是放一張很大的照片，內容是巴基斯坦人的家泡在水裡面，上面文字寫著「當你們在北邊享受，下暴雨都在南半球，你說這些人會同意你嗎？」這是為了要讓觀眾去思考這些議題本身的根源在哪？這需要時間與不斷對話，可從心理學去探討、了解這些反對者如何思考？為何他們面對那麼多支持氣候變遷的證據卻依然不採取積極的行動。而展覽是一種科學溝通，不同議題就使用不同手法。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科學博物館必須用更創新的手法來溝通，以喚起社會大眾關注議題。
問：請老師與我們分享關於博物館社會參與與實踐，您下一步想推動的計畫或是作法？
2019年8月，教育部推動108新課綱，主要是強調培養學生各方面的素養能力，但我與眾多不同年級的老師互動時，發現老師面對新課綱最大的焦慮是沒有很適合教授素養的教學資源。最近我發表一篇文章，主要是探討博物館如何提供豐富學習資源，發展出以素養為基礎的教案，然後辦理教師研習營介紹這些教案，並鼓勵老師將教案帶到學校使用，讓老師看見素養教學的可能性。我相信這也是一種社會參與。任何教育改革一定包含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課程的設計：政府成立小組擬訂課綱內容，決定什麼內容是我們的學生需要知道的。第二階段是教學方法，也就是老師如何調整教學策略以達到課綱所設定的學習目標。例如新課綱強調的是學生的科學素養能力，可是現在的教科書內容也不是素養導向，對老師該如何調整教學策略的確是一大挑戰。第三階段是評量，因為唯有透過有系統的評量才能知道學習目標是否達成。我目前投入較多的是教學策略的研究，我自2013年開始發展一系列以科學素養為基礎的教案，提供老師可運用的教學資源，每年發展出三、四個教案讓老師帶回學校。這就是科博館面對社會參與議題可發揮之處，也是科博館的責任。不是只有在談科學議題，而是更直接地幫助教育現場的教師們，也是博物館如何協助108課綱在推動上的貢獻。
受 訪 者：劉德祥
採 訪 者：林玟伶
文稿撰寫：鄒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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