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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實踐觀點 - 推動友善平權博物館 呂理政老師

Updated: Jun 10, 2021




呂理政老師資歷非常豐富,曾參與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蘭陽博物館與臺灣歷史博物館等指標性館舍的開館籌備,後來更接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一職,在國內許多文化政策與博物館之政策規劃皆擔任要角,在擔任臺史博館長期間,推動臺史博成為友善平權博物館,帶領館員朝向一同目標前進。本計畫邀請呂理政老師分享在博物館歷程裡推動友善平權的經驗,以及對於博物館社會參與的看法。


請呂老師分享您進入博物館工作的歷程如何形塑您對博物館友善平權的理念。

我想從學習成為博物館人的過程談起,我在1968年進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從花蓮到台北就學,受教於陳奇祿、宋文薰、李亦園幾位恩師,讓我心胸與眼界大開。陳奇祿教授曾經在臺灣省立博物館(現在的國立台灣博物館)任職,考古系自日治時代就有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標本室,我在大學時代也幫忙整理標本登錄簿、標本卡和陳列文物,因此就有了接觸傳統學院博物館的一點經驗。


我的專職博物館生涯開始於1983年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職務是管理研究所的文物陳列室,這間陳列室後來改制為博物館,在此累積了七年的工作經驗。當時沒有網路,能看到的書也很少,很多知識靠朋友從國外帶回或圖書館借的書,當然也沒有學校可學、不知道跟誰學,所以我們這一代的博物館人都是自學的。


在中研院民族所的博物館工作是校長兼打鐘,與館內幾位同仁在工作中學習。此時很重要的機緣是參與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展示規劃,因為這個經驗讓我看到國立大型博物館與國外展示設計師合作的過程,也跟著漢寶德教授學習很多。看他如何從博物館門外漢變成專家以及很棒的館長,給臺灣博物館後來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1989年,恩師宋文薰教授接受教育部委託主持「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規劃方案」,要我提供博物館籌建計畫架構及擬定計畫草稿,因為之前的工作經驗是民族所的小型博物館,這個規劃案是國家型博物館,規模差距很大,但在當時台灣也沒有籌建專家,所以當時四十歲左右的我就嘗試準備一系列的討論會,收集國外相關資料,彙集學者專家意見,主筆撰寫「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規劃方案」,方案經半年討論完成後,很快地由行政院核定。當時撰寫一個三十幾億的國家型博物館計畫,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有意義且具有挑戰性的經驗,規劃方案通過後,宋教授和當時史前館籌備處主任連照美教授邀我到史前館籌備處任職,於是在民族所工作七年之後,前往台東投身史前館的籌建工作。1990年我到史前館任職,在史前館先後擔任研究典藏組與展示教育組的組長,許多工作在當時都只能邊做邊學。不過當時有很多機會讓我們出國考察學習,並且與國外知名展示設計師合作,因此我了解的博物館其實不是從臺灣開始,而是由國外各類型博物館的參訪學習旅行開始,這讓我對博物館的看法一直都開闊而沒有侷限。


我在民族所七年、史前館十年的時間鍛鍊成為博物館人,了解博物館研究、典藏、展示與教育的基本專業。在史前館10年間掌管整體計畫的經驗讓我必須考慮籌建到營運的整個運作過程;同一時間,我也持續參與蘭陽博物館的規劃,1991年撰寫蘭陽博物館第一個建館綱要計畫並持續參與籌建規劃計畫。在史前館工作的十年是我鍛鍊最多、學習最多的時光,博物館的建館計畫、籌建等經驗,都成為我學做博物館館長的養分。


20世紀以前,臺灣的博物館教育沒有系統,大家都是在工作中學習。2001年我回到故鄉宜蘭接掌蘭陽博物館籌備處主任,開始學習怎麼當博物館館長。每當有人問我怎麼學習做一個館長?我的回答都很簡單:「當館員時專注於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和公共服務等專業,但是當館長要想的是博物館願景(使命與目標)、團隊、計畫和策略。」籌建博物館除了樹立願景,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育成未來經營博物館的團隊,這個觀念是跟漢寶德先生學來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會成功是因為籌建期間就開始建立很棒的專業團隊,所以我永誌於心。博物館必須有生生不息運作的整體發發展計畫,同時運轉相關性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公共服務,並連結社會達成目標。博物館建館完成後,一定不會完美也不會理想,必須全體館員不停持續地努力,才能建立一座有價值的博物館。


2002年我接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擔任籌備處主任約5年,館長約7年,總計在館12年。那時候才比較懂得如何把博物館從籌建到營運的架構展開實踐。2011年,臺史博開館時又遇到一個很大的震撼。開館第一年,參觀人次超過180萬人次,這時我才真正面對開館的社會衝擊,思考博物館面對社會到底該做哪些事?回想看過的書,認真思考「學做友善平權的博物館」。


我喜歡拿ICOM在2007年簡單的博物館定義來說:一、非營利的、常設永續的機構,這是博物館的性質;二、收藏、維護、研究、溝通,展現人類有形或無形的遺產,向公眾開放,並提供教育、學習跟娛樂,這是博物館的任務;還有服務社會並促進其發展,這是博物館的目標。談博物館的機構性質、任務與目標, ICOM的定義簡要清楚,從這樣的定義進行博物館的內部運作,並體認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及擔負的社會責任。


新博物館學從1970年代萌芽,討論博物館存在的社會目的,其中我首先注意到的議題是「Accessibility」(近用,友善使用):博物館如何成為一個無障礙博物館,如何成為友善使用的博物館。第二個議題是「Social inclusion」(社會包容,社會平權):博物館如何成為對所有族群和社群包容平權的博物館。對博物館來說,「Accessibility」是面對弱勢及障礙族群,特別是身心障礙族群,而「Social inclusion」主要面對的是不同種族、信仰、性別等受社會歧視的族群,兩者都是博物館關注的社會議題。


21世紀開始,博物館開始用心討論對身心障礙者及對不同種族、信仰的人應該要有尊重和同理心,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福利」。不過,近年來的觀念已經轉變,第一個觀念是面對身心障礙者不再認為他們是不正常的、或有障礙的,如果用社會模式來思考,應該改變的是社會而非身心障礙者。第二個觀念是Accessibility跟Social inclusion這兩件事已經結合為普遍「平等」的觀念。2010年英國平等法案(Equality Act)提出要全面消弭歧視與平等對待,保障對象包括年齡(幼年及老人)、性別(性向)、懷孕者、身心障礙、種族、信仰等。在現代民主社會,這些人的保障來自政治(法律)賦予的公民權,而現在鼓吹的「平等」是天賦人權,任何人、在生命階段與身分都不應受到歧視。第三個觀念是「人人都是障礙者」:任何人不管年幼、年長、受傷、懷孕時都會有障礙,每一個人或多或少在生命過程中會遭遇障礙,講友善平權並非少數人在處理某些人的問題,是大家在處理自己的社會問題。


了解這樣的觀念後,臺史博開始思考友善平權的課題。基於博物館策略的考量,友善平權當然是重要的事,應該做、值得做,還能建立博物館的社會效益。首先我們重新把博物館硬體、軟體檢視過一次,拜託相關專業團體幫我們找缺點及提出需求。同仁邊做邊學:利用讀書會、專家演講、研討會、工作坊及參訪觀摩學習,用各種方式吸收相關知識和經驗,同時也策劃各種服務專案向障礙者(對象)學習,在工作中一直滾動改進。當然,很重要地,在全館建立友善平權的價值觀。我認為,博物館應該需要一些論述和宣示,所以彙整出「友善平權政策」,成立執行委員會,有組織、簡單定義及行動方針,並訂定博物館工作項目,逐項檢討並整合改善。


博物館也和相關的障礙者組織、障礙教育者、研究專家、社會福利機關連結,建構合作網絡。我更希望把友善平權議題推廣到台灣所有的博物館,所以倡議在博物館學會成立「友善平權委員會」。建立一個平台讓博物館夥伴大家資源共享,分享國內外資訊、同時提供支持及鼓勵。最近像是2018年臺史博舉辦的「文化平權在亞洲—博物館教育新趨勢國際論壇」,2019年國美館主辦的「第一屆全人文化近用與社會共融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都是大家持續努力的成果。友善平權的工作沒有成功與否的問題,只有「三不」:永遠不會完美、永遠不會理想,永遠不會停止。


友善平權的實踐,受用對象不僅是障礙者、被歧視者,而是大家都受用,這是博物館面對大眾最具體可行的事,也和社會參與最相關,因為「做對的事,做就對了!」,我經常鼓勵自己和夥伴:「博物館實踐友善平權不會增加館員的工作,只會增加博物館的社會價值以及館員的工作價值。」我也常舉王陽明的「即知即行,不行不能知;知而不行,是謂不知。」的話,希望大家在過程中學習實踐,歡喜地發現博物館工作的價值。

2019年ICOM京都大會熱烈討論博物館的新定義,博物館從知識殿堂的角色轉變為文化交流平台,請問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轉變?

這個是博物館社會參與的議題,回到博物館存在目的及社會價值,ICOM在2007年博物館定義中提到「服務社會並促進其發展」的社會目的。2019年京都ICOM討論博物館是文化樞紐(Hub)、思考傳統的未來,基本上是談Networks(支援彼此合作關係的網絡)跟Cores(激發社區提升的核心)的關聯,這些都是博物館的社會議題。不過,ICOM京都大會並沒有產出大家有共識的博物館新定義。

對博物館人來說,我覺得重要的觀點有二:第一是博物館場域的「性質」,傳統的博物館自詡為知識的「殿堂」,但在20世紀末葉以來,博物館已經被認為是許多人可以參與的「論壇」。博物館概念的演進從保存取向到公共取向,再到參與取向,所以博物館是「Inclusive public space」(包容性的公共場域);英國博物館協會(MA)也提到「Museum as civic and community spaces」(博物館是公民跟社區的空間)。第二是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MA提到博物館應該參與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回應社會議題,ICOM京都大會提到博物館應創造社會連結、建立社群關係,利用網絡性產生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都是相同的思考取向。

傳統的博物館架構可分成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部門,但在20世紀後半認知到博物館是一個需要面對社會的教育機構,「教育」這個功能的比重越來越重,光是做典藏研究和展示已經不足,所以大英博物館首創「Public Servise」部門,做為博物館與社會的中介,公共服務其實是做社會連結,從社區連結到國際交流。我在臺史博時認為要設立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公共服務三組,因為未來的組織架構要如此才可強化跟社會的關係。公共服務並非只做觀眾服務,還要建立博物館與社會連結。以前的博物館組織部門重視內部運作,但現代博物館一定要重視公共服務和社會連結,小型的博物館也可先連結社區、再到國際網絡。


生態博物館的通俗概念,經常被提到的是無圍牆的博物館、核心館與衛星館等;但是它的核心概念是談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強化博物館跟社區公眾的關係。它的策略,是讓社區參與,帶動社區振興。生態博物館重新定義博物館與社會、社區的關係,它的社會目標就是促進地域振興。生態博物館擴散到世界各地後遍地開花,台灣也有若干實踐案例。近年來我參與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會議,它是一座居民主位的博物館,使命是:實踐居民參與共學行動,守護文化資產,彙集地方知識,展演魅力生活,營造大溪成為宜居宜遊的城鎮。我認為台灣未來博物館的發展不會只靠國立博物館,社會參與和涉入社會要靠地方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我期望主政者或專家學者可以回到較基本面思考,例如強化地方博物館成為居民共構在地知識的博物館,可以讓居民參與守護在地文化資產,有機會的話共同書寫在地知識,成為地方知識的載體,同時也作為居民展演的場域,豐富國民文化生活,進而育成台灣的文化公民社會。

您認為博物館在展示或展覽敘事方面該如何呈現博物館社會參與?

當我們談博物館公共服務、友善平權的時候,其實都是博物館社會參與的延伸,很多博物館議題是實踐的議題,例如進行友善平權的實踐時會有行動方針,不會只有論述,跟人權、社會正義、民主、賦權、參與、行動主義這六個面向都有勾連。臺史博在實踐友善平權的行動方針主要有五個面向,依序是營造友善環境、推動知識平權、開展多元詮釋、創造平等參與,第五個才是大家所熟知的提供友善服務;這五個面向已經包含全館的工作,其中「展示」是直接面對觀眾的,展示準則除了友善環境和知識平權的觀念之外,還有很重要的是多元詮釋,簡單來說是重視文化詮釋權及特殊源出社群的詮釋權。臺史博在展示方面做的是多元觀點的詮釋:同樣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如霧社事件80周年的不同觀點:日本人、外國學者、原住民等不同族群的說法,這就是多元詮釋;臺史博同時注重各種社會參與的議題,例如:921地震15周年、228事件、白色恐怖、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原住民、新住民等議題。今年臺史博有一個蒐藏重點是新冠疫情相關文物,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不只是公共衛生事件,更是社會、文化、歷史事件,如何從當下開始收集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歷史博物館處理當下的事也都是準備邁向未來。

您認為在臺灣的脈絡下,博物館社會參與可發展哪些形式?不同規模的館舍應如何推動博物館的社會參與?其機會與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臺灣的博物館各館規模、能量和實際狀況相當不同,因此可做選擇性的社會參與,以友善平權專案為例,國美館專攻視覺障礙專案,最能展現克服「視覺」美術的價值。所有的博物館基本上都應致力於無障礙環境及友善服務。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建立博物館價值觀:它是因社會、社區、居民而存在,不能自認為存在就是價值。

博物館選擇認為值得也最能發揮的事,這是多元經營模式中博物館的彈性,例如臺史博開館後在傳統的研究、典藏、展示、教育都努力求進步,並同時選擇友善平權的實踐作為面對社會的重要策略。博物館可以嘗試接觸社會的各種議題,在龐大的架構下因應時間與變化的選擇,因此我主張架構做大一點,才有機會做彈性選擇,如博物館如果有做觀光的本錢,就以觀光帶動其他機能運作,這樣才有彈性、善用特色。


博物館經營預算減少是全球趨勢,目前台灣的博物館普遍都遇到經費及人力不足的問題。我經常鼓勵自己:「限制之外就是自由」,不要困在限制中,要在限制之外思考可以展現的自由。像臺史博在沒有增加經費與人力下也可做友善平權,不會因為經費不足無法做到。文化部近年提出的國家文化記憶庫、在地知識建構、文化平權等政策,都有相當多的預算,問題是個別博物館如何在發展計畫中善用這些政策型補助計畫預算,達成本館的使命。


挑戰方面,一是博物館工作者如何建立博物館工作的價值觀,不管任何類型的館舍都會有專屬某個館、某個人才能做的角色,博物館最基礎的工作就是建立每位館員的價值。博物館是一門事業,所以育成一個博物館經營團隊是最重要的事,要培養一個學習創新又快樂的專業團隊。二是要做有績效的博物館,博物館的整體營運計畫,要能回應願景使命,建立績效指標,在有限經費人力之下做最有績效的工作,才能發揮博物館的極大化價值。

訪談的最後,請呂老師分享您對於博物館的期望?

我主要的專職工作大都在博物館,自認為是終身的博物館人。2006年元月屆齡退休,大家都說我退休時一定是百感交集,不過其實我只有兩感:歡喜和感恩。我一直歡喜做為一個啟發夢想和創造價值的博物館人,感恩在博物館生涯中許多人溫暖的關懷與協助,所以我就在歡喜和感恩的心情中退休。


我還是有一些單純的期望和大家分享:我對博物館的期望是,希望博物館可以成為許多人都能夠共同學習、友善平權的博物館。對博物館人的期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在工作中學習、成長,建立博物館工作的使命感,在工作中體認到博物館是值得終身投注、有價值的事業。最後對社會大眾的期望則是,希望社會大眾的生命中有博物館、生活中有博物館。如果這三個期望都能達成,應該也就是博物館事業永續經營的基礎了。 受 訪 者:呂理政

採 訪 者:林玟伶

文稿撰寫:鄒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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