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博物館所執行文化部補助「2020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計畫」，於3月26日辦理第一場「啟發! 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系列講座」，主題為「博物館與貧窮者同行」。由林玟伶助理教授作為主持人，首先說明計畫理念與核心精神，從博物館社會角色的發展脈絡談起，發展至近年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的概念，作為一個涵蓋人權、社會正義、民主、參與、賦權與行動主義面向的集合詞彙，社會參與實踐關切各種社會議題，主張採取博物館行動主義。人生百味作為長期關注倡議貧窮議題的社會企業組織，主張「一起創造不排除人的社會」，理念上與本計畫呼應，因此本講座期望從跨界對話的角度，共同探討更多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的可能性與機會。
對話開始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首先引用了漢娜・鄂蘭的一段話：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她認為人生百味在社會上看見許多不光明或是幽微陰暗的處境，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刻，仍然看到很多人和光芒，同時也是引導著自己對於推動貧窮議題很大的一個動力。而人生百味初期組成的人員，其實多不是社工、社會學相關背景出身，反倒實習生比較多相關背景。自身雖然是念視覺設計，但是後來在團隊主要針對議題進行研究和倡議。
將無家者連結到社會
剛勇提及，針對街賣者、無家友及回收者主要面臨到四個困境：剝削、驅離（空間上的驅離）、污名（被貼上標籤，像是街友殺人）、邊緣（身處於社會的弱勢）。其實，組織運作到後來發現無家者在成為街友之前，其實都擁有與家庭、社區與社會的聯繫，然而一旦開始流落街頭，聯繫開始斷裂，不再處於社會、社區與家庭之中。因此，剛勇對於貧窮的理解是，那些人是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人們。
組織的第一步是到無家者密度最高的萬華地區，先接觸無家者議題相關的NGO工作者及在第一線的社工，由個案先連結到家庭，接著橫向進入萬華社區，最終回到社會裡。希望透過接合街友的方式，讓他們與其他人再次產生聯繫，不再邊緣化。而當人開始接觸街友之後，即便不去講無家者是如何形成、當中的脈絡，人們也將會逐漸撕下對於貧窮者的標籤，除去對於貧窮的想像與害怕，理解我們與無家者並沒有不一樣。
展覽：貧窮者的台北
與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共同籌備展覽「貧窮人的台北」，第一年的展覽試圖闡釋貧窮的意義，但後來發現最主要關注其實為貧窮人的「人」，以此為核心，每年藉著不同的展覽敘述觀點，試與跟人群連結。
第一年是2017年的主題「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隱喻在過去的航運中，需要憑藉風才能吹到繁華的台北。這座城市中，除了光鮮亮麗的人之外，也有許多不一樣的人在此落地生根，共同一起生活著。因而展覽爬梳了在看不到的暗處角落，貧窮者與底層人民是如何來到台北。2018年的主題是「凌晨四點」，由凌晨四點的微觀視角切入，在這著時刻，許多人已經要早起工作，像是清潔人員、工地人員等等。此次的展覽紀錄了四個故事，包含NGO工作者、越南籍單親母親、高中輟學的原住民及四點早起的街友阿公。2019的主題是「儘管如此，也要走下去」，隱含生活中看似能夠改變，其實包含了選擇與無法選擇的困境，展示出十五則故事，促使觀展人思考每則故事裡，思考為什麼會這樣選擇。而故事中的主角也會在展覽空間中，與觀眾說出自己的故事。剛勇則是期待來得觀展人是那些身處貧窮的人及社會工作者，能夠說出自己如何面對貧窮，不需要一直武裝自己，在生活中與他人連結共同挫敗的經驗。
與談人回應
與談人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袁緒文回應對於貧窮的疑問，讓觀眾思考造就貧窮的原因包含社會結構、知識文化及資源分配不均等等，而什麼是貧窮的定義，以及面對貧窮者有沒有曾經對話的經驗。進而說明當代博物館的角色的轉變，由傳統中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為主的功能，轉變為可以有自身的立場，並做為弱勢發聲的平台。以臺博館為例，長期關注東南亞的移工及移民，這些貧窮者主要是來自於知識文化及資源分配不均的貧窮。因而臺博館在移工、新住民的議題上舉辦許多的活動，像是舉辦新住民服務大使、印尼文化藝術節、南得抱一下等等，為博物館社會實踐的案例，也說明博物館是目前推動文化平權的角色之一。
提問與討論
在三人對談當中，主持人林玟伶主要提及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為：同樣在參與與介入社會議題，博物館的取徑與NGO（例如人生百味）的取徑有何異同？
剛勇談到曾經有前輩說：「不可以把現實當作答案」，應該想著了解這個結構，然後如何改變或挪移這個結構。所以作為倡議組織，但很難強硬地去推動一項工作，因此展覽會試著觸發觀展人的感受，再去進一步討論議題。然而也在思考如何更往前的去倡議，而非停留在當下的溫柔感動。緒文認為，NGO組織一直是走在往後二十年的社會之前，而博物館受制於公部門的限制，所以要先了解公部門的組織，但在現代的博物館可以有獨立的想法，要知道博物館並非只為國家服務，而是作為文化平權的場所，讓不同的族群有機會作為文化的主人，平等地走入博物館。
第二個問題是：在推動的過程中，作為第一線人員，如何與貧窮者建立與更平等的關係，而非上對下的關係？
剛勇回應，曾經出版一本書為街頭生存指南：城市狹縫求生兼作樂的第一堂課，記錄街上的貧窮者，用較少的資源達成食衣住行育樂。主要是為了翻轉助人與受助者的關係，試著從上層階級的視角轉為貧窮者的眼光，理解貧窮人在生存上的智慧。緒文則提及，在互動中，博物館將文字轉變成對方的文字，讓語言的障礙降低，去除因為語言文化差異形成的不對等，才能互相理解，建立信任。綜合兩人的想法，主持人總結到，隨著時間長期的互動，跟貧窮者會改變相處的形式，因此當中的權力是流動的，也在理解到權力是不對等後，就會發展出更為平等的關係。
接著，三位參與者分別提問：在做展覽時，使用的是第一手資料，那麼要如何認識無家者？跟無家者如何互動，打破界線及處理這段關係呢？
剛勇回答到：「其實在做展覽的籌備時，我們是先認識這些人，才開始有了展覽的籌備，在過程中與其他組織合作，當然很難讓人開口訴說貧窮這件事，所以第一年，是透過故事，將個案形塑成虛擬的角色，第二年是透過與貧窮者的信任關係進行的，到了第三年，則有克服最大靜摩擦的感覺，開始累績一些新的人進來，並且開始與人產生共鳴，參與的觀眾也會提到自己年輕時貧窮的經驗。主要是在過程中有其他在地組織能夠將我帶到貧窮者的場域之中，而每個組織的運作方式也不太一樣，若是想參與，可以找與自己概念契合的組織」。
第二個參與者問到：有關臺博館辦的活動部分，那場行動式的導覽介入他們的文化場域，讓不同移工參與。但反觀在臺博館現場的活動，在博物館的立場上，會不會希望在地人也能夠參與？
緒文說：「這是一個長期被挑戰的問題，也是我在逐步調整的部分，在過去的三年裡常被質疑，像是活動沒有中文這件事。目前的想法是拆成兩天的活動，第一天舉辦移民相關議題的講座，每年可以以不同的主題介紹移民，第二天則是工作坊，主要由移民作為主辦方，讓作為家庭親子參與的活動，由文化的主體主導」。
最後，參與者問到：如果臺博館舉辦「貧窮人的台北」展覽，臺博館怎麼做呢？
剛勇回應，展覽過去是舉辦在剝皮寮的街道，是有其文化脈絡，因為屬於庶民的日常生活的場域，文史工作者曾經談到，在剝皮寮舉辦的重大意義是，曾經是貧窮者趕出去的地方，但現在以人的故事再把人帶回來。之前也曾在松菸舉辦，希望能吸引不同的觀眾來看展，但貧窮者的許大哥卻說，早期曾經在這邊工作，是開著運送菸草的司機，其實不同地點，是有著不同底層工作者的影子在裡頭。
緒文回應，以臺博館四個館所來說，其中有個產業博物館，當時是樟腦的製作，我覺得那邊適合各種的展覽，因為談論到產業，有許多勞動力和底層的影子，而作為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的產業在變遷時，有些人會被踢除在外，成為外面在街上努力生存的朋友，我們可以做各種討論，這是很值得被關注的議題，期望它會發生。
主持人最後邀請所有與會思考在生命中，有沒有機會作為一個行動者，真正的做一些事情，也期許博物館可以促進公民對社會議題的討論，為社會作出積極的改變。「啟發! 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博物館與貧窮者同行講座」在此畫下完美句點，也希望是開啟博物館行動主義的起點。
圖一 : 主持人林玟伶（左）、人生百味剛勇（中）、與談人袁緒文（右）
圖二：講座合照
文：莊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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